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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上陈宝箴书

编者按:

参见郑大华主编的《湖南时务学堂研究》。1897年梁启超刚到湖南不久,就与湖南的维新志士与开明官绅广通声气,相商时事;另一方面,梁启超积极参与湖南新政的实际工作,并针对湖南的实际情况,为湖南新政出谋划策,提出建议。《上陈宝箴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的。

侍郎世丈阁下:入湘以来,已逾一月,所怀欲陈者,无虑千万。初以公王事贤劳,未敢渎扰,学堂开学以后,又自劬于功课,旦夕罕暇,昨于九日为学堂假期,即思造膝请见,嗣以诸公会商学会事,又不克矣。托庇弥迩,而侍教疏逖,良用自责也。月之望日,伯严约诸公集于堂中,坐次述世丈之言,谓时局危促,至于今日,欲与诸君子商一破釜沉舟、万死一生之策,彼时同坐诸公,咸为动容。启超闻是言,心突突不自制,热血腾腾焉,将焰出于腔,盖振荡迅激,欲哭不得泪,欲卧不得瞑者,迄今六昼夜,径欲走见,有所陈说,而呐于言语,弗克自达,用敢以笔代舌,披沥肝胆,为我公一言之。

启超以为天下事,思之而己之力不能为者,勿思焉可也;言之而所与言之人权力不能行者,勿言焉可也。呜呼,今日非变法万无可以图存之理,而欲以变法之事,望政府诸贤,南山可移,东海可涸,而法终不可得变。然则此种愿望之念,断绝焉可也,愿望既绝,束手待毙。数年之后,吾十八省为中原血,为俎上肉,宁有一幸。故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今夫以今之天下,天子在上,海内为一,而贸然说疆吏以自立,岂非大逆不道,狂悖之言哉。

虽然,天下之事变,既已若此矣,决裂腐烂,众所共睹,及今不图,数年之后,所守之土,不为台湾之献,即为胶州之夺。彼时挂冠而逃,固所不可;即拒敌致命,粉身碎骨,何补于国,何补于民?一人之粉焉碎焉,犹可言也,天下由兹荼毒,大局由兹陆沉,虚怀忠义之名,实有陷溺之罪。故启超以为今日之督抚,苟不日夜孜孜,存自立之心者,虽有雄才大略,忠肝义胆;究其他日结局,不出唐景菘、叶名琛之两途,一生一死,而其为天下之人,万世之唾骂者一而已。

伟哉窦融,天下大乱,乃注意河西,指为移种处,卒能悍冲一隅,佐复汉室。伟哉郑成功,流贼遍地,大帅扫境,乃能以海外孤岛,存明正朔垂四十年。夫使天下大局,苟有一线之可以保全,则亦何取于此?而无如不为窦氏、郑氏之布置,即步唐氏、叶氏之后尘,二者比较,孰得失,不待智者而决矣。

且启超之为此言也,岂有如前代游说无赖之士,劝人为豪杰割据之谋,以因利乘便云尔哉?今之天下,非割据之天下,抑且日思所以合十八省为一国,以拒外人,犹惧不济,而况于自生界画乎?此其义也,虽五尺之童,莫不知之,启超虽戆愚,岂昧于此。所谓日夜孜孜,存自立之心者,谓为他日穷无复之之时计耳,岂日谓目前之言哉?而无事则整顿人才,兴起地利,其于地方之责,亦固应尔,而终不必有自立之一日,此岂非如天之福乎?脱有不幸,使乘舆播迁,而六飞有驻足之地,大统沦陷,而种类有依恃之所,如是焉而已。

今以明公莅湘以来,吏治肃清,百废俱举,维新之政,次第举行,已为并时封疆之所无矣。而启超必谓非存自立之心,不足以善其后者,盖以治一省与立一国,其规模条理,一切绝异。本无所谓异也,西人各行省之自治,其规模条理,皆与一国同,唯今日中国之省,则大异耳。以今日寻常名封疆之行径施之,虽苦心孤诣而于捍他日之大难则犹未足也。以一省荷天下之重,以一省当万国之冲,则将以民与人相见,以学与人相见,所以练其民与其学者,固非寻常之力所能有济。自昔日本至幸也,独惜我中国数十年以来受累挫辱,而封疆之中曾无一人思效萨二氏之所为者,己实不竞而何人之尤。呜呼,使胡文忠公生于今日,其所措施盖必有以异于人矣。我公明德耆硕,为后帝所倚重,政府所深知,德泽在湘,妇孺知感,有所兴举,如慈母行令于其爱子。脱一句公度、研甫皆一时人才之选,殆若天意欲使三湘自立以存中国,而特聚人才于一城以备公之用者,盖不乏人也。

启超虽拙陋,窃数日夜之苦思,力索极其条理及下手之法,以为若使德人胶州之祸不息,今岁即成瓜分之势,斯无可言矣。若能假以五年,则湖南或可不亡也。然明公必于他日自立之宗旨,树标既定,摩之极熟,不令少衰,然后一切条理乃而从之。敢先以一书专论此义,上尘清听,倘不以为狂悖之言也,则将竭其刍荛之所及者,更次第陈焉。无任待命之至!启超诚惶诚恐,顿首谨卜。

杨国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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