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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算学馆:湖南维新运动的序幕

湖南维新运动是从浏阳算学馆的创建开始的,倡导者主要是被称为“浏阳双杰”的两个年轻维新勇士——谭嗣同、唐才常。光绪二十一年(1895)六月,正在武昌帮助时任湖北巡抚的父亲办理赈务的谭嗣同得知《马关条约》签订,深感忧愤,与正在两湖书院读书的唐才常、刘善涵(字淞芙,湖南浏阳人)商议解救国难之策,打算从兴算学入手开启民智,改变社会风气,筹划在家乡浏阳兴办一所算学格致馆。

但是,年纪轻、资历浅的唐才常和刘善涵在浏阳的兴算倡议遭受冷遇,而谭嗣同又迫于不可“首发难端”的父命不能出面。于是,他试图借助老师欧阳中鹄的声望取得士绅支持,以慷慨激昂的笔调写成一封二万余言的长信,痛陈时局危乱、清廷无能、官吏贪腐、士人虚骄、百姓愚昧。力述作育人材、晓通西法、开张风气、消除积弱、寻求自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提出“请废经课,兼分南台书院膏火兴算学、格致”的计划,祈望老师邀集士绅商议,准予在浏阳一县小规模地设馆试行,而后逐步推及全省、全国。

欧阳中鹄虽然对谭嗣同“尽变西法”的主张持保留意见,但对“兴算学”的倡议极为赞同,他随即召集浏阳士绅,提出动议,争取支持。同时,他将谭嗣同的来信压缩五分之一,加上批语和跋,以《兴算学议》为题,刊刻印行,广为发送,制造舆论。但事情仍不顺利,兴算设想遇到一些士绅的阻碍和反对。欧阳中鹄、谭嗣同等人并不气馁,一方面继续扩大宣传,一方面寻求省府要员支持。唐才常、刘善涵等人趁岁考之机,上书湖南学政江标,阐述算学为各门学问之基础的道理。他们恳请在浏阳设立算学馆,作为湖南的先导。江标当即札饬浏阳县知县立案,将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这一批复引起轩然大波,一些守旧官绅和应试士子视浏阳倡立算学馆之人为妖异,大加诋毁。浏阳知县唐步瀛则以经费困难为由,延宕执行江标之令。

改南台书院为算学馆的计划最终没有落实,除官绅的阻扰外,还因为当年浏阳所遭遇的旱灾,台南书院的经费被分拨赈灾。虽然如此,得到学政江标鼓励和支持的谭嗣同等人仍不放弃,他们拟定算学馆的《开创章程》《经常章程》《原定章程》和《增订章程》,并克服困难,自行筹款,于浏阳文庙(今浏阳一中)奎文阁设立了一个由16人组成的算学社,聘请湖南新化的晏孝儒为教习,讲授算学。虽然这个算学社规模很小,跟当时的私塾差不多,但改变了教学的内容,专攻算学,既是谭嗣同等人培养新式人才的最初尝试,也成为全省新学的起点。

光绪二十二年(1896),赈灾事毕,欧阳中鹄呈请抚院,将赈捐余款八千两提作经费,用于算学馆的运行。次年二月,由私人集资创办的算学社正式改为公办的算学馆。

浏阳算学馆以培养“诣极精微”的数学专门人才为宗旨,主要教授算学,经、史方面的课程由生徒自学。诸生每日须将课堂所学,以及课余所读、所习、所感等记录下来,按月上交,以备检查。经过一年学习的生徒可借用本县所存前后膛各种枪炮,用测量法施放,对某种枪炮的速率、击力及某度的抛物线,逐一绘图列表,并应演习测绘行军草图之法。这些教学内容和实践方法,都带有明显的近代教育色彩。除经、史类的书籍外,算学馆还备有古今算术、中外格致诸书及图器等,并订购了《申报》《汉报》《万国公报》等报刊。

尽管浏阳算学馆开办的时间极短,在戊戌政变后就无形停顿了,但是,它对湖南新学的传播和维新运动的发展影响极大。

从新学传播的角度看,浏阳算学馆奏响了湖南新式教育的序曲,对开通湖南注重实学、采纳西学的学风贡献尤著,正如《浏阳兴算记》所言:

其明年,浏阳果大兴算学,考算学洋务,名必在他州县上,至推为一省之冠。省会人士始自渐奋,向学风气由是大开。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亦云:

湖南向称守旧,故凡洋人往游历者动见杀害,而全省电信轮船皆不能设行。自甲午之役以后,湖南学政以新学课士,于是风气渐开,而谭嗣同辈倡大义于下,全省沾被,议论一变。

陈宝箴对谭嗣同撰写、欧阳中鹄修改的《兴算学议》十分赞赏,下令印行一千本,发至全省各书院,加快了湖南学风转变的步调。就如在浏阳兴算这一年的年底,浏阳县士绅禀请陈宝箴批准湘乡东山书院修改章程,“分科造士,为算学、格致、方言、商务四斋,教之以实事,程之以实功。••••••足以养成实材。”“精舍每月算款,够《万国公报》两册,每季购《格致汇编》两册,又各种新闻报纸,如《申报》《汉报》之类,••••••自成有用之材。”又如江标主持的长沙校经书院不仅将算学等科目列为其章程,而且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初在书院内设立了算学、舆地、方言三个学会,鼓励诸生研习西学。后来岳麓书院、德山书院、方言馆、时务学堂、南学会等的课程改革和教学计划,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浏阳算学馆的影响。作为湖南新学的第一家,浏阳算学馆可谓开风气之先,为日后各府、州、县旧式书院的改革和新式学堂等的涌现提供了可作借鉴的蓝本,对整个湘省学风的转变亦功莫大焉,诚如唐才常说的:

湘省直中国之萌芽,浏阳直湘省之萌芽,算学又萌芽又萌芽耳。

从维新运动兴起和发展的角度看,浏阳算学馆揭开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序幕,一批浏阳籍的志士成为湖南维新集团的骨干力量,在维新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浏阳算学馆的创建,标志的湖南维新运动迈出了艰难的步伐。浏阳兴算活动,尤其是《兴算学议》的刊行,使欧阳中鹄、谭嗣同、唐才常、刘善涵等浏阳维新派士绅名声大著,由一县扩大到全省,乃至全国。欧阳中鹄是浏阳绅耆,维新运动期间入陈宝箴幕府,为其在湖南推行新政出谋划策。作为谭嗣同、唐才常的老师,他积极向湖南官绅推荐自己的学生,对二人给予很高的评价,尤其是借助于广为传送的《兴算学议》,使谭嗣同等人在湖南官绅中赢得了声誉,后来在湖南的各项新政中担当起重要的责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也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从浏阳起步,走向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广阔舞台。他们怀着改造社会的强烈渴望,猛烈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伦理纲常,积极宣传民权平等的进步思想,大胆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构想,成长为全国维新变法的重量级人物。最终,他们惺惺相惜,共赴国难,以35岁的生命之躯,谱写了中国维新变法的绚烂篇章。

湖南维新运动以注重传播新学、开启民智、改变风气的浏阳算学馆起步,首先力图在思想观念、人才培养方面进行变革,主创人的思想意识已达到“尽变西法”的高度。但是,在湖南维新运动的初期,陈宝箴、王先谦等官绅所倡导和推出的各项新政,是以偏重兴利致富为要的,他们渴望在湖南夯筑起一块可称富强的基石。这与洋务运动只接受西方文明中的坚船利炮等物质科学一样,关注的是创建器物文化这一层面的东西。由于湖南在洋务运动期间毫无建树,可以说没有经历过洋务运动这个阶段,而湖南维新运动的步伐又迈的太快,已远远超前于全国各省,故而,洋务思潮此时在湖南方兴未艾,似乎是要弥补业已缺失的一段历史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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