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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学堂的教学方法

时务学堂的教育改革,还体现在教学方法方面。这里所讲的教学方法,包括了教学组织形式、教师的教学方法和学生的学习方式等。

(一) 在教学组织形式上,时务学堂采用班级授课制

班级授课制由夸美妞斯提出,后经赫尔巴特、凯洛夫加以完善,它是把一定数量学生按年龄特征和学习特征编成班组,使每一班组有固定的学生和课程,由教师根据固定的授课时间和授课顺序,根据教学目的和任务,对全班学生进行连续上课的教学制度。我国最早使用班级授课制是在1862年。

对班级授课制,梁启超是相当熟悉的,在来湘之前就曾有过设想:超之意欲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用学堂之法教之;专学中学不学西学者为外课,用书院之法行之。

所谓“学堂之法”,实际上就是指班级授课制。《时务学堂更定章程》之三至六条规定:

一、 第一次学生为一班,第二次所取入堂之学生为二班。

······

一、 第二班学生有文理粗通而年极幼者,应由中文领班学生照料,并指导为学门径。

一、 领班学生定每双日当堂呈中文札记一条。

······

一、 西文领班学生,俟人数多再议选派。

从这些规定来看,将所招收的学生分为两班,各选中文领班学生照料和指导、领班学生呈中文札记,同时也考虑了到时再设西文领班学生的问题,实际上就相当于班级授课制。这种制度在中国传统教育中是没有的,是近代西式学校传入后才出现的。

当时梁启超等时务学堂的主办者们,急于培养维新变法人材,而班级授课制正好可以大规模地向全体学生进行教学,一位教师能同时教许多学生,扩大了单位教师的教学能量,有助于提高教学效率,而且使全体学生共同前进。

(二) 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继承和吸收书院传统的教学方法。

所谓“书院之法”,就是采用书院的传统教学方法,对传统书院教学方法中的精华加以继承和吸收。

《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规定:

凡学者每人设札记一册,分专精、涉猎两门,每日必就所读之书发新义数则。其有疑义,则书而纳之待问匦,以待条答焉。

《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则又作了更为详细明确的规定和说明:

第七节 凡学生每人设札记册一份,每日将专精某书某篇共几页,涉猎某书某篇共几页详细注明。其所读之书有所心得,皆记于册上。心得约分二端,一、引申本书之义,一、辩驳本书之义。其别有触悟,在本书之外者,亦可记入。若初学之始,心得尚少者,准其抄录书中要义及所闻师友论说入札记中,以当功课;惟必须注明抄录何书及何人之言,不得掠美。

第八节 凡札记册,五日一缴,由院长批答发还。学生每人设两册,缴此册时即领回彼册。

第九节 堂上设一待问匦,学生读书有所疑义,用待问格纸书而纳入匦中,由院长当堂批示榜示。凡所问,必须按古人切问、审问二义,凡其琐屑不经及夸大无当者皆不许问。

《时务学堂更定章程》对学生学习方式与学习方法的规定又加以补充和完善:

一、 中文兼习之学生,改定每月逢三、六、九日,一月九天,当堂呈中文札记二条。其待问格,仍听随时请业。

一、 不习西文而留习中文之学生,定每日当堂呈中文札记二条及待问格,尤须专精中文一门,兼习算学。

······

一、 第二次学生,定每日当堂呈中文札记一条。其待问格,亦听随时请业。

······

一、 领班学生定每双日当堂呈中文札记一条。

一、 凡外课、附课学生呈札记、待问格者,一律批答,惟每日不得过一条。

据此,我们可以将其具体做法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建立札记册制度。从《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的规定来看,每位学生都要准备两本札记册,以便于交替使用。对于如何做札记,也给出了具体的可操作的办法:一方面,“每日将专精某书某篇共几页,涉猎某书某篇共几页详细说明”,出入学生则“准其抄录书中要义及所闻师友论说入札记中”,但必须“注明抄录何书及记何人之言,不得掠美”;另一方面,记读书心得,包括“引申本书之义”“辩驳本书之义”,本书之外“别有触悟”者。对于这一制度,梁启超曾在《湖南时务学堂遗编序》中追忆道:“除堂上讲授外,最主要者为令诸生作札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与坐论。”从《时务学堂更定章程》的规定来看,原来的做法又有改进,对“中西兼习之学生”、“不习西文而留习”以及“外课、附课学生”做札记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时务学堂的学生写过很多札记,《时务学堂遗编》就收有李炳寰、蔡艮寅、左景伊、张伯良、周镇藩、黄瑞麒、李洞时、曾继寿、谭国黼、杨树谷、成曜高、易凤翔、陈为鐄、杨士辉、李渭贤、汪夑、方传鸾、沈崇德、陈其殷、黄敦鼒 、郑宝坤、唐才质、蔡钟沅、李泽云、杨树达、黄颂鸾、杨树藩、周宏业、唐自杰、戴修礼等30人的札记近250则,其中收藏戴修礼的札记最多,近50则。这些札记同时附有教习的批语。

当然,教习的批语,更多的是“对学生札记中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并大胆阐述自己对公理、公法、民权等当时极其敏感的话题的看法。”对于小康与大同,梁启超指出应“以小康之道治一国,以大同之道治天下也。故我辈今日立志当两义并举,目前则以小康之道先救中国,他日则以大同之道兼救全球。”关于夷夏之分,韩文举告诫学生:“无所谓夏夷,其所分者,野蛮与文明而已。有教有养之国是谓文明,无教无养之国是谓野蛮。”梁启超在批语中也不忘指出:“至于议院之法,何必西人,孔子固深知其意而屡言之者也,见于《春秋》者亦指不胜屈也,但别见他条耳。”他认为议院制度,是孔子早就提倡过的。

在中国传统教育制度中也有类似札记的教学方法,如南宋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时,就要求学生做读书笔记,称为“日课”。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将其加以改进,被梁启超沿袭过来。上引资料表明,写札记是时务学堂的常课,学生写的勤,教习批的也勤。不仅对于促进学生勤读书、多思考,提高学习效益,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于密切师生关系也有着积极的意义。梁启超回忆:“学生须预两本札记,发表感想,隔日轮流交教师批评。”唐才质也有回忆说:梁先生初至主讲,“夜则批答学生札记,每条或千言,往往彻夜不寐。”学生用札记的形式将所学的内容加以过滤、消化、吸收,因而成为梁启超“督促学生下苦功夫钻研学问的有效手段和密切师生情谊的有益方法”,“传授知识、宣传维新的行之有效的良法”。

其二,使用问答法。问答法或称质疑问难法,是传统书院盛行的一种教学方法,学生自己在读书过程中产生疑难问题后,再向老师提出并提出解答,亦可由老师提问学生作答。这在李文 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就有明确的记载:“每日于讲堂讲经书一通。夫既经对圣贤之言,则不敢亵慢,务宜各顶冠束带,端坐辩难。有不明处,反复推详。或 所不晓,即烦札记,以待四方高明者共相质证,不可质疑于胸中也。”时务学堂继承了中国书院的这一传统,前面引文中有所 谓“师生相互坐论”,与传统书院中的师生“质疑问难”接近。时务学堂“设一问匦,学生读书有所疑义,用待问格纸书而纳入匦中,由院长当堂批答榜示”的做法,更是一种“质疑问难”。《时务学堂更定章程》11条中就有4条是关于“待问格”的规定,可见对这一教学方法的重视程度。当然,对怎么问、问什么也有要求,“凡所问,必须按古人切问、审问二义,凡其琐屑不经及夸大无当者皆不许问。”这是为质疑问难所设立的规则和章法,必须遵循。

经统计《湖南时务学堂遗编》所录“问答”,提出学生共有28人,他们是李炳寰、蔡艮寅、左景伊、周镇藩、邹代城、黄瑞麒、李洞时、曾继寿、谭国黼、杨树谷、黄颂銮、陈为鐄、杨士辉、李渭贤、周宏业、唐自杰、戴修礼、汪夑、谭学芹、唐才质、蔡钟沅、徐士琮、李泽澐、方传銮、朱茂芸、陈其殷、黄敦鼒 、郑宝坤,均为头、二班学生。所提出的问题共有114个,其中提出一条者8人,二条者6人,三条者2人,四条者5人,五条者1人,六条者1人,七条者2人,九条者1人,十一条者1人,十四条者1人。最少1条,最多则达14条。由此可见学生如何勤学好问、发愤求学了。

时务学堂所采取的问答法,除了由学生以书面提问,老师当堂解答并做书面展示外,另一种做法是:“每刚日,诸生在堂上读书。功课毕,由教习举目前事理,或西书格致浅理数条以问之,使精思以对。对既遍,教习乃将所以然之理揭示之。”即先让学生自学,然后由老师提出问题,学生认真思考,最后老师进行讲解。学生问、教习答与教习问、学生答,两种问答法交互运用,不仅有利于活跃课堂教学气氛,更有利于学生解放思想、培养独立思维,增强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天下知识博大精深,而人们的认识能力有限,故而学贵有疑。敢于质疑是创造性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问疑辩难是获得学识的必要手段和方式。时务学堂问难质疑的方法,体现了现代教育所推崇的学生主体思想,这是一种文明的交流方式,也是一项民主的权利。其所起到的作用,一方面,可使学生的疑难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养成学生勤学好问的好习惯;另一方面,梁启超等教习们亦借此机会,对学生们谆谆教诲,密切师生之间的情感,以便进一步地“宣传主义”,获得更好的效果。虽是中国古代书院优良传统的继承,其实是为了“宣其微言”,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

其三,采用讲学制度。既有每五日一次的院长“堂上讲授”,也有每月以数日为“同学会讲”。

《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之十五节对此有如下规定:

院长每五日讲学一次,所讲何学,当日榜示。讲学之日,择高材生二人为书记,坐讲习侧,携笔砚记所讲。讲毕,二人参合所记,写出清本,交抄写人抄两份,一榜堂,一存院长处。

这就是梁启超后来回忆时所说的“堂上讲授”。堂上讲授时间,一般每天三、四小时。皮锡瑞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一日曾亲自“到学堂见卓如,略谈《春秋》,彼即升堂讲学。窃听数语,是说《孟子》中告子、子莫两家学术。学生执笔记录,加以发明。”除时务学堂教习讲授外,亦邀请著名学者和官僚来学堂作讲座。皮锡瑞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廿六日(1897年12月19日)日记载:“江建霞至,召诸生讲学留别。予窥之,两学使、两院长四人共坐,诸生彬彬列坐,所讲亦是寻常发落语。”说明当时的湖南学政曾到时务学堂为学生训话。

时务学堂还有“同学会讲”制度,《学约》规定:

每月以数日为同学会讲之期,诸生各出其札记册,在堂互观,或有所问,而互相批答,上下议论,各出心得,其益无穷。凡会讲以教习兼之。

此即举办学生自己的会讲,即学生的学术讨论会。同学们在教师的指导下,相互辩难,共同讨论,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新精神,造就学校浓厚的学术风气。这种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在独立思考基础上互观、互批、互答的教学模式,努力构建平等、民主、融洽的自主课堂的教育实践,在当时是独步无双的,极易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学生、教习均可从中受益。

传统不是落后的代名词,推陈可以出新,优良的传统需要继承和发扬。时务学堂的札记册、问答法和讲学制度等教学方法,虽与传统书院相同或相似,但却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这些教学方法虽然形式上是传统的,所服务的却是近代化的教学内容,所体现出来的启发性原则和学生主体性原则正是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所推崇的原则。

资料来源:郑大华,《湖南时务学堂研究》

陈佳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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