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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学堂:注重“中西并重”的西学教育

时务学堂的当事者及后人虽会提到其“中西并重”的宗旨,着笔却往往只是中学方面的内容,研究者亦多避重就轻,甚少涉及其西学教学方面的具体情况。其原因,一是由于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名气和人气都超乎同辈;二是由于时务学堂留下的西学教育资料极少;三是由于西文总教习李维格只是致力于传播西方科学,在时务学堂时并没有什么激进言论,在戊戌政变后也没有遭到清政府的通缉,甚而至于被归入保守派之列。如此,影响了我们对时务学堂的西学教育情况了解。笔者在参考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并结合查阅到的资料,试图将时务学堂的西学教育情况梳理出一个大概轮廓。

西学教育在时务学堂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涉及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近代自然科学。在时务学堂的四门溥通学中,公理学和中外史志及格致诸学之粗浅者三门就属于西学范畴,将西方格致之学提高到溥通学的高度,是对西学意义与价值认识的一个质的飞跃。时务学堂的三种专门学中,掌故门和公法门都涉及到外国律例和通商条约,而格算门主要就是学习和研究具体的自然科学课程,在时务学堂的《第一年读书分月课程表》中有详细开列。梁启超十分重视西学教育,编撰《读西学书法》和《西学书目表》,向学生介绍西学著作及其源流,其重点也是向学生灌输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而具体承担时务学堂西学课程教学工作的是总教习李维格,分教习王史,后来增加了许应垣,其西学教育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国际形势的介绍和国外媒体对中国的一些评论。皮锡瑞的日记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如“一琴讲波兰事,娓娓动听”,“若俄占旅顺、大连湾,彼必出与之争,现请各国头等公使到京议此事,劝中国勿以地与俄,彼借与中国万万金,仍讲和好”,“李一琴来久谈,论外国事,谓美国立总统,多用银买,法不善,不能持久,其风俗尚不如英。外国过奢华,亦非持久之道。”这些记载虽是朋友之间的交谈,但联系到皮先生经常到时务学堂听课,西学教习在课堂上介绍这些内容,应该是完全可能的。再联系到李维格经常在《时务报》、《湘学报》、《湘报》等报刊上发表有关外国新闻和时事评论,而时务学堂“诸生阅报听讲,看书自习”的情况,将国外最新时政信息和他的弟子们一起分享也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二是西方社会科学的介绍。前文所引唐才质的回忆中,有“一面演讲西儒学说”之语。而西文总教习李维格,据黄遵宪说:“就西学中颇能言理致通西学者,如此等人甚少,弟甚佩之”。既然如此,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乃是时务学堂教学内容的应有之义。《月课表》所列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如《泰西新史揽要》是传教士李提摩太编译的,叙述了19 世纪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其书皆百年以来各国转弱为强之事迹,最为有益于中国”;《日本国志》系黄遵宪所著,“案例精详,纲目备举,寄意深远,致功甚勤,且于外洋各国风俗政事俱能会通”。在时务学堂学生的课卷和札记中,我们可以体察到当时教习们对西儒学说传授的情况。如:头班学生芷江张伯良曾运用所学国际公法来讨论“美欲认古巴为独立之国”是否合于公法的问题,指出:“夫干预之例亦有数端,而为己不与,要以出之于公理者为断”,最后给出的结论是“古巴之当立,其于公法可,以公理推之,断乎其合也已”,“美之当认无疑矣”。说明学堂开设公理学、万国公法的规定,是得到了落实的。学生杨士辉在札记中写道:“世界日进于善”,“中国以幅员之广,而屡被欺于强邻,割地以求和,犹不免焉。”问题在于积贫积弱,“若能自强,何必战乎?”同样是时务学堂学生、年仅13岁的杨树达曾在札记中说:“今中国似负大耻矣,试为之策,以轻税免厘为省薄,以振兴一切工业为深易。”这反映出时务学堂除让学生了解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及制度外,还曾介绍过西方的社会进化论、工商经济等学说和理论。张伯良在学以《泰西新史揽要》后,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发表于《湘报》第156 号上,他说:泰西各国也曾和中国一样,“以旧习相沿”,“以人为已,以国为国,自塞其血脉,自梏其元气”,“一旦脑筋摩烫而电气生,人生訇辄而神智出”,“起数千年锢霾之痼疾,变而为十九周文明之盛轨”,近代欧洲文明由此而诞生。则又说明外国历史也是时务学堂学生所学习过的内容。

三是自然科学知识的介绍。时务学堂学生在札记中谈到这方面的问题很多,如蔡艮寅(即蔡锷)写道:“恒星,孩提只知其为萤火,长则知其为星。读天文书知其星之名号,以几何之法算之,以显微之镜没之,则知其为不可思议之地球,则知其内之动植物件之多且庶且备。”如李渭贤问道:“慧星或五年一见,或七年三年一见,似天象之转运,若常道焉。然观史传所纪于国家妖祥,似有关系,其理究竟如何?”唐才质也提出:“隐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何以书记异也。今西人言日食并非灾异,不知灾异之说起于何时?”杨树达则提出:“西人声、光、电之学,咸谓出于《墨子》,两相比附,确有所凭。然则谓墨子为西人格致之祖可也,而墨子推杨墨之祸,至于无父无君;韩昌黎谓孔子必须墨,墨必须孔,惜不同时也。孟子之言如此,岂不大相刺谬哉?”这些问题的提出,说明时务学堂讲授了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知识,学生们对这些自然科学知识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同时发现与自己所掌握的传统知识发生冲突,而且与古代圣贤的许多说法不一致,于是便有了诸如此类的许多疑问。

综上所述,梁启超等大胆地改革教育的课程内容,将西方民主政治学说引进课堂,将学堂变成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的阵地,确是振聋发聩,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最早最大胆的教育改革,也是最早最大胆的启蒙宣传。所谓须先通晓“中国经史大义”,“宗法孔子”,实际上就是经过康有为改造并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根据的公羊春秋学说,即今文今学,而不是奉“三纲五常”为圭臬的儒家古文经学,维新派的“中体”与洋务派的“中体”完全是两张皮;所谓“读万国之书”,致力“西籍”,则不仅包括“声、光、化、电、格算之述作,农、工、矿、商、史、律之纪载”,还包括西方各国的“宪法官制”,这又是维新派的“西用”与洋务派“西用”的一大区别,前者主张“兴政学”,后者则“言艺之事多,言政之事少”。因此,时务学堂的教习们所讲的是全新的知识,表现出较多的近代因素和特征,其学习西方的思想主张,由器物层面的学习发展到了制度层面的学习。

杨国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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