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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学堂:“以政学为主义”的西政教育

时务学堂的教育改革,不仅体现在教育宗旨上、课程设置上,更体现在教学内容上。时务学堂的课程既有中学又有西学,教员所授、学生所学当然也是中学、西学方面的内容。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十分注重政学教育,一方面是注重中西并重的教育”。

(一)贯彻“以政学为主义”的西政教育

梁启超1922年来长沙时在演讲中说,那时以为“所谓时务学堂,以为是教时务的学术的课堂”,所以“时务学堂则专门研究怎样贯彻我们的主义”。时务学堂在梁启超的主持下,在教学内容上,十分注重学习西方社会政治方面的学说,推行“以政学为主义、以宗法孔子、昌明圣教为主义”的教育方针。

唐才质回忆:“梁先生讲学时,自言吾辈教学法有两面旗帜,一是陆王派之修养论,一是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之政治论。……韩、叶两先生支持此教学法,相习不变。唐才常先生服膺王船山之学说,日以王船山、黃梨洲、顾亭林之言论,启迪后进……时共研习,发挥民主民权之说而引申其绪,以启发思想。”

由以上两位当事人的说法可知,无论中文总教习梁启超,还是分教习,在宣扬民主民权,宣传变法思想方面,其态度和作派都是一致的。其思想资源,一是借用传统学术,一是参酌西儒学说。

其中的“公羊”即公羊学派,是儒家经学中专门研究和传承《春秋公羊传》的一个学派,康有为强调《春秋》乃孔子为托古改制而作,立“三世”是为了明了古往今来、天地万物递进的道理;视孟子为儒学正宗,所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所传大同之义是儒家思想最有价值最有现实意义的内容;王船山、黄宗羲、顾炎武分别提出了“推故而致其新”的社会进化理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和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主张。孔、孟是儒学源头,王、黄、顾是明末清初的儒家,一头一尾的古代儒家代表人物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的主张均与西方民权民主之说相契合,因而成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倡言民主民权的宝贵的思想资源,也是时务学堂的教习们向其弟子们讲授的重点内容。

梁启超作为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其关于时务学堂教学内容的设计是有着较为明显的意图的,这在梁启超所列举的《第一年读书分月课程表》中可以明确地看出来。《孟子》和《春秋公羊传》是梁启超要求学生重点阅读的书目。为此,梁启超分别撰写了《读孟子界说》和《读春秋界说》。

在《读孟子界说》中,梁启超极力宣扬“以救天下为心”的孔孟仁政,孟子“仁义保民”的经世宗旨,并重点阐述了《孟子》中所包含的“大同之义”,而梁启超之所以这么费力地宣传大同之义,实际上是为了改革现状,实现由“一君为政之世”到“民为政之世”的政治理想。而在《读春秋界说》中则是强调了“《春秋》为孔子改定制度以教万世之书”;“托事以明义,则其义愈切着”,以此辨明“义与事之界”,进而引申出一套关于社会发展进步的改革理论。所有的教学,在内容上都指向了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上。

时务学堂的教学内容同时还直接反映在时务学堂教习对于学生作业所做的批语上,又尤其是中文总教习梁启超。梁启超在批语中大言民权以及西方的议院制度,甚至对于政治制度的改革上也多有设想,诸如改革赋税制度、更改律例;也有许多关于社会生活习惯的变革,诸如废除跪拜之礼、变更服饰上,要知道在古代变更服饰的寓意可不仅仅局限于变更服饰这一件事情上,更深的寓意则是改朝换代的象征。这是梁启超等时务学堂的教习们鼓励时务学堂的学生们要勇敢而积极地投身到维新变法事业中去。时务学堂的教习们也向学生灌输对于专制制度的批判以及对于民权的倡导,学习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不仅指出专职之弊端,同时也指明西方国家的对于最高统治者的监督限制的权力。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时务学堂的教习们在教学内容上的倾向性,已经完全脱离了最开始推广工艺的目的,至少在这一时期,时务学堂在政学的教学上远远超过了对于推广工艺的重视。

杨国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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