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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回忆时务学堂

湖南教育界之回顾

今日(1922年9月1日)在此同贵省教育界诸君聚会一堂,我觉有很大的荣幸和感慨。

我不是湖南人,更不是湘省教育会中人,但我常觉梁启超的名字与湖南教育界有关系,在湖南同胞或者也有同样的感想。所以,我很愿意把从前在湖南所办的教育事业与诸君谈谈。

我来湖南办时务学堂,在二十五年以前,我才满二十四岁。当时中国教育状况,只有北京同文馆、广东的广东方言馆,是专造翻译人才的,要想学洋鬼话翻译的才去入学,否则是不入这种学堂的。我现在每每回想到此,觉得太奇,但那时却视为天经地义。而那时学生除要学洋话外,还要求学问的,即是湖南的时务学堂。所以时务学堂不仅在湖南占先进的地位,即在全国也是占先进的地位。

以现在的教育原理和方法来看,那时的教育极幼稚,极可笑,而如时务学堂,只分中文、西文两部,中文部设经、史等课,西文部设格算等课。所谓时务学堂,以为是教时务的学术的学堂。校址即在现在小东街的泰豫旅馆。第一班学生四十名,寄宿、讲演都在其内,我是总教习,当时时务学堂的大概情形就是如此。

不过,我觉得于湖南教育,而且于全国教育界有莫大影响的,在师弟同学间的精神,能够结合一气,一群人都有浓厚的兴味,联合各方面来做事。

当时湖南的抚台是陈右铭先生,他是曾文正的门生,当代的大理学家,专讲宋学的古文,气象庄严而不顽固,对于时局,很热心图谋,造成一个新局面,我们以一群青年在他的旗帜下大活动,是很高兴做事的,故朝气很大。他有一位公子陈伯严先生也很喜欢赞助我们,而学台系江建霞、徐仁铸,臬台系黄公度,都是开明的。地方官如此,地方绅士则有熊秉三、谭复生、皮鹿门、欧阳瓣姜诸先生。熊、谭皆系青年,而有猛进精神,皮和欧阳都是老先生。

那时的青年都有进取思想,高谈时局,研究满清怎样对不起汉人及中国两千年来的专制恶毒,这班青年都是向这两个目标去。而我们在湘做事,分作四项是:一、办时务学堂;二、组织南学会;三、发刊《湘报》(日报);四、发刊《湘学报》(杂志)。南学会是公开讲演机关,讲演社会上不以为奇的话。时务学堂则专研究怎样贯彻我们的主义。《湘报》与南学会同一作用,《湘学报》与时务学堂同一作用。

那时,我们研究国家政治,亦甚可笑,公然把世界各国分作三等,列为一表是:一、头等国,共和国家;二、二等国,君民共主的国家;三、三等国,君主专制国。

诸如此类的事很多,不可胜举。在这种时候,作新法运动的青年,皆不认识ABCD••••••所说的话,完全由于自造,故有些好,有些不行。当时。更有一个发狂的举动,就是想运动湖南独立。但是怎么能够使湖南独立?对陈右铭怎样说这些?依照陈伯严所想的办法,由我对陈右铭写一封长信,大致说:“旅顺、大连、台湾••••••都被洋人强夺去了,北京不守,清帝蒙尘,湖南须独立建都,作为留种之地。”

此本是我们青年的妄想,陈右铭自然不肯依从。但他的心里,也很感动,想打主意,救北京政府,这皆是我们二十五年前在湖南的离奇思想和举动。

当时时务学堂学生四十人中,最大的是戴修礼,最少的是蔡艮寅,所讲的经是《春秋公羊传》,每天除教授这些学术外,学生须预两本札记,发表感想,隔日轮流交教师批评。我就借题发挥,宣传主义,而学生发愤求学,又很守规矩,两三月后,就得舆论赞许。王湘绮先生来考试学生《公羊传》,也颇称赞,以为读书得间。学生因在学堂天天所研究的,都是政治上的学问,所谈论的都是很新奇的理想,过了半年,皆以同化。不过在学堂时,未与外界亲近,校外的人不知内容,故不发生什么理想。及至年假放假后,学生回家发狂似的宣传起来,风声所播,全湘人皆知道了,于是目为大逆不道。有的攻击我们,有的劝诫我们,当时王葵园、叶奂彬皆攻击我们,作我们的劲敌。那种奋斗精神都是我所佩服的,假满开学,学生家庭就不准他们再来时务学堂,而学生与家庭奋斗,比老师与社会奋斗更烈。

我在时务学堂,每天除讲三四点钟的学外,还要同学生谈话,及作种种运动,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因此成病,就往上海就医。本拟病好后再回湘讲学,因病好时,北京有维新的动机,我们就乘这个机会把大本营移到北京,我同谭复生都到北京去了。

我们去后,两湖总督张之洞要取消时务学堂,陈右铭却极力维持,后因我和谭去了,没有得力的人主持,加以戊戌变政失败,右老去职,复生遇难,熊秉三被地方官看管,这学堂当然不能永久维持,后改为求实学堂,后又改为高等学堂。

戊戌之役,我亡命日本。时务学堂曾办了三班,第一班四十人吃我的迷药最多,感化最深。第二班,我也教授过。第三班,我全未教过。其中有十余人,要到日本来找我,因为家庭不许,他们差不多带宗教性质的,与家奋斗,借钱逃出来,有的到上海,便无钱吃饭的,有的衣服破烂好像叫花子的,当他们出门时,他们不知我在日本何处,一直跑到上海,打听了我的住址,通信告我,我就想尽方法筹钱接到日本。日间尚住在一间房子,继续讲时务学堂的功课外,又学学日本文,晚间共同睡在一个大帐子内。过了八个月,唐拂尘先生在汉口图谋革命,十余同学回汉帮助,竟不幸死难者八人,一人后来病死,一人是蔡艮寅,一即范静生,吾党元气,在这一次损伤甚大,至今思之,犹觉恸心。

回想我在湖南时的时务学堂,以形式与知识而论,远不如现在的学校。但师弟同学问精神结合联成一气,可以养成领袖人才,却比现在的学校强多了。现在的学校,表面虽好,却如做买卖的杂货店,教职工是卖货者,学生是买货者,师弟间不发生关系,造就一般水平线的人才即可,要想造就特别人才,是难能的,希望以后的湖南教育界注意现在时事的需要,采取新式的完备的办法,不要丢却了从前的精神。

陈佳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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