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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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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任父,号任公。广东新会人,系康有为弟子。1895年参加公车上书,入强学会,任上海《时务报》总撰。1897年受聘为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手订《学约》十章,开设经学、史学、诸子学及西学等课程,并撰《读春秋界说》《读孟子界说》等教材,从今文经学中发挥孔孟的民权和改制思想。梁启超每日课程4小时,晚上批答学生札记课卷,每条多至千言。还经常与学生答辩,往往彻夜不寐。次年春,积劳成疾,3月赴沪就医,病愈赴京,参与新政。戊戌政变后逃往日本,帮助蔡锷等10余名时务学堂学生赴日留学。民国初年官至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后专事教育和学术研究。1922年8月,应邀重游长沙,访时务学堂旧址,指某室为讲堂,某室为松坡寝室,说到时务学生大半殇故,不禁怆然泪下,手书“湖南时务学堂故址”,墨宝犹存。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全集》。

早年时期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 祖父梁维清,父亲梁宝瑛,都曾以士绅参预乡政,在当地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梁启超自四岁起居家就读,跟祖父识字。在早年所接受的启蒙教育中,梁启超不仅学到了不少传统的文史知

识,而且还听到了许多悲壮激昂的爱国故事。祖父经常给他讲述“亡宋、亡明国难之事”, 朗诵激动人心的诗歌篇章。这种带有爱国情感和思想倾向的课外教育,对梁启超有着重要影响。历代杰出人物忧国忧民的风范、舍生忘死的品格和顽强不屈的精神,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有清一代自乾嘉以降,知识分子的出路越来越狭窄,只有通过科举,由学入仕,才被视为“正途”,而用其他方法取得功名的机会很少。这就迫使许许多多的青年学子不得不以全部精力去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时文,希冀沿着科举的阶梯步步攀登,获取功名利禄。梁启超在少年时代,也是沿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光绪八年(1882年),梁启超年仅10岁,就去广州应童子试,结果不中。两年之后,再到广州应试,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少年登第,这对梁家来说,确实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父亲期望儿子能学优登仕,光宗耀祖,因此对他管教十分严格,而这时候的梁启超也如井底之蛙,“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整天都在潜心钻研八股文。

光绪十一年(1885年),梁启超进广州学海堂读书。学海堂为前两广总督阮元所办,“是省城专治经学之所”。梁启超在这里学习汉学。段玉裁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汉学家注重考据,旁征博引,精研古籍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成果,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相形之下,格式、内容都有严格要求的八股文章,便令人感到缺乏生气和枯燥无味了。在学海堂学习时期,梁启超逐渐萌发了“弃帖括之志”。

励志改良

光绪十五年(1889年),梁启超在广州参加乡试中举,名列第八。主考官李端棻欣赏其才华,以亲妹相许。这时候,展现在梁启超前面的,是一条“金光大道”,沿此而行,完全可能由学入仕,平步青云。然而,光绪年间,中国正遭受着帝国主义的野蛮蹂躏。面对严峻的形势,梁启超逐渐抛弃了昔日的追求,走上一条充满坎坷曲折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光绪十六年(1890年)春,梁启超赴京参加会试,不中。回来路过上海时,看到了上海制造局翻译的一些西书以及介绍世界地理情况的《瀛环志略》。这些书籍,开阔了梁启超的视野,从此他便对西方的政治、文化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年秋,梁启超与陈千秋结交,并通过陈千秋认识了康有为。曾以布衣上书、力倡变法的康有为在当时名声很大。梁启超对他的独到见解和大胆举动十分钦佩,以至“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与康有为结识,是梁启超一生发展的重要转折,从此以后,他退出学海堂,抛弃旧学,投入康门,并且接受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和变法理论,逐渐走上了改良维新的道路。

光绪十七年(1891年),梁启超、陈千秋等人请康有为在广州长兴学里万木草堂讲学。康有为强调“逆乎常纬”,独辟新路。其讲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与传统规矩不同。“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对列强压迫、世界大势、汉唐政治、两宋的政治都讲。每讲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事例以作比较证明”。学生除听讲外,“主要是靠自己读书,写笔记。当时入草堂,第一部书就是读《公羊传》,同时读一部《春秋繁露》。除读中国古书外,还要读很多西洋的书”。此外,学生每人还有一本功课簿,“凡读书有疑问或心得即写在功课簿上,每半个月呈缴一次”,再由康有为一一批答 。这种新颖生动的教学方法和与时代要求、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教学内容,使习惯于读经诵诗、死记硬背的梁启超感到新奇而兴奋。他勤奋学习,几乎是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了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在此期间,他还协助康有为编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样的重要著作,成为康有为的高足弟子和得力助手。

从学海堂到万木草堂,是梁启超由书斋向社会跨出的重要一步。在万木草堂的学习生涯中,梁启超不仅了解了天下大势和民族危难,立志为改良救国、振兴中华而奋斗,而且由于广泛涉猎中西书籍,大大地开拓了知识面,这为他今后在思想舆论界大展身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宣传变法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梁启超和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正值清廷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出,群情愤慨。梁启超受康有为之命,“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9] 四月初八日,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邀集1000余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廷,要求拒和、迁都、实行变法,从而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重要助手,不仅协助组织会议,联络人士,而且还撰文誊录,起草奏书,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六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不久改为《中外纪闻》),梁启超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他“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 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在鼓动舆论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报开两月,舆论渐明”,那些士大夫“初则骇之,继亦渐知新法之益”。梁启超在办报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显示了才华。他那高度的热情和出众的能力,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梁启超就从一个人微言轻的普通士子,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了。

光绪二十二年(1896),黄遵宪、汪康年等人在上海筹办《时务报》,梁启超应邀前往主持笔政。在主编《时务报》时期,他以新颖犀利的议论和通俗流畅的文字,写出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维新变法理论。他指出:中国要强盛,必须进行变法,“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梁启超在这些文章中,还大力介绍西学,明确提出要改革中国羸弱落后的面貌,就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制度。他还根据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学说和议会制度,竭力宣扬民权论,痛驳“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封建说教,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他把历代帝王斥为“民贼”,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呼吁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并且强调,这是维新变法中最为根本的问题。他满怀信心地说:“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而勃兴。中国苟自今日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

梁启超擅长用浅显流畅的文字来阐述重大的时事问题和深刻的道理,文章常带感情,有很强的鼓动性。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大胆抨击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力宣扬,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具有很大的感染力。连严复这样著名的学者也评价“任公文笔,原自畅遂。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 由于梁启超的参加,《时务报》的影响迅速扩大,几个月间销量即达一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 梁启超的名声也随之日重。

维新时期

变法理论的宣传,有力地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开展,但也引起了那些反对维新运动人物的不满和嫉恨。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授意汪康年进行干预,力图控制《时务报》,梁、汪矛盾日益激化。梁启超难与其争,遂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离沪赴湘,就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由办报改而教学,条件和环境都不同了,但梁启超并没有放弃宣传工作。在讲学过程中,他大力阐述康有为的改制理论,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特别是在批答学生札记时,梁启超往往借题发挥,锋芒直指封建专制制度。他甚至大胆宣布,“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至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这些激昂的言辞,对于那些深受封建思想禁锢的青年学子来说,犹如是出征的战鼓,激励他们投身到改造社会、拯救民族的历史洪流中去。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非常险恶的局势。清廷的腐败和无能,通过这次战争暴露无遗。帝国主义各国趁火打劫,力图扩大自己在华的势力范围。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德国出兵侵占胶州湾,康有为赶到北京,积极组织救亡活动。梁启超由于在湖南受到反维新势力的攻击,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返回上海,随即辞去《时务报》主笔之职,于三月初来到北京,跟随康有为奔走呼号,决心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撰文演说,呼吁要使全国民众“咸知吾国处必亡之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尽其聪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梁启超反复强调,只有如此,才能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 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梁启超的作用和名声也越来越大。在“百日维新”期间,有关新政的奏折、章程,不少出自他的手笔。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励”, 赏六品衔,并让梁启超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逃出北京,东渡日本,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初到日本之时,他一度与革命派接近,甚至利用康有为去加拿大组织保皇会的机会,与孙中山等革命人士往来密切,并试图联合立会,后因康有为得知此事,严厉反对,联合立会才告作罢。但是,梁启超与革命派毕竟不是同路人,他继续追随康有为,坚持改良立场。为了控制、利用舆论,扩大保皇派的影响,梁启超十分重视宣传工作,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1898年12月)在横滨创办《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为改良活动摇旗呐喊。他竭力宣扬“光绪圣德”,说什么“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变,为数千年之所未有。皇上之圣,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同胞,获此慈父,今虽幽废、犹幸生存,天之未绝中国欤!”

轶事典故

斥责志摩

民国十四年(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错割右腰

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两遭掌掴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梁启超南下上海,与黄遵宪、汪康年等筹办《时务报》(旬刊)。次年,激进的章太炎就从杭州寄去了十六元钱要求加入康有为在上海创办的强学会,在上海期间,他认识了很多维新界的人,如谭嗣同,唐才常,并有幸结识了康门的首席大弟子也就是后来跟他闹得不可开交的梁启超。擅长笔墨的章太炎曾在梁启超主持的维新派报纸《时务报》中担任编辑。但是不久因章太炎发表了多篇反清朝的文章,梁启超秉承师意拒不发表,章对此不悦,后因对孔教存有不同看法而发冲突,因康有为自视甚高,将孔子比做素王,而自名长素,也就是长于孔子,他门下的弟子多自名超回、秩赐、胜参等,自称水平超过颜回、曾参,章太炎看不过去,一日饮酒数杯对众人称,“所谓长素奈何以衣冠拜索虏”,此言一出梁启超率数人至章处问罪,梁启超学生先动手欲打章太炎的朋友,并非梁启超被章太炎掌掴。

维新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追随康有为逃日本避难,恰孙中山也在日,中山以康梁亦为清朝压迫,经此惨祸当能自省,乃请人约见。但康有为等人却坚持以“大清子民”为念,要死保光绪帝,将孙中山看作是乱党,拒绝合作,但随着孙中山的反满主张在日本华人中影响日益壮大,康为拉拢孙中山的部下派梁启超等人前去协商合作,但梁等人竟要求孙中山放弃原来主张加入他们所谓的勤王运动,梁将孙中山、陈少白等人诓骗到他们的活动之处,忽然摆出香案祭出所谓光绪的衣带诏要孙中山等人叩拜,孙当然拒绝,梁却指使众人不让他们走,陈少白大怒,一把抓住梁启超的衣领轮起左臂就是一记耳光,打得梁踉跄几步几乎摔倒,接着一脚踢翻香案扯碎衣带,曰“我乃堂堂炎黄子孙,岂做奴才拜此小丑,尔辈甘为满洲奴者,可鄙!”吓得康党众人皆退。

天涯知己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底,梁启超应康有为之请,赴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派的侨商设家宴招待梁启超,引来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纠葛。梁启超进入何家大院,出迎的除主人外还有一年轻女子。她是侨商的女儿,叫何蕙珍,芳龄二十,从小接受西方教育,16岁便任学校教师,于今已有4年,英文极好,因有西洋人参加宴会,由她做梁启超的翻译。多年来,除了妻子李氏外,他还没有与一个女子这样接近过。席将罢,何小姐又将她在报上替梁启超辩护的文章原稿拿来给他看,并说:“这是我代先生笔战起草的英文中译稿,请先生惠存并予指教。”接过何小姐的手稿,梁启超吃了一惊,他多日的疑惑顿时冰释。这期间,他陆续写了24首情诗,以记述对何蕙珍的赞美、思念和无奈之情,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

梁启超不愿把这件事绕开自己的结发妻子。他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5月24日的一封家书中,把檀岛奇遇说与李惠仙知。李惠仙读了梁启超的信,给梁启超写了一封回信。梁启超最终以理智锁住情感,结束了这场苦恋。后来,在梁启超任民国司法总长时,何蕙珍又从檀岛来北京,欲与之结秦晋之好。但梁启超只在总长的客厅裏招待何蕙珍,她只好怏怏而返。李惠仙病逝后,何蕙珍也从檀岛赶来,但梁启超仍然婉辞。梁启超的这一做法,对何蕙珍来说似乎有点薄情,以至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编辑梁秋水也责备梁启超“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

神奇小妾

据《革命逸史》所记,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还带来了两名丫环,一个叫阿好,一个叫王来喜,王来喜即王桂荃。阿好脾性不好,又不听使唤,不久便被梁家赶出了家门。而王桂荃则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的喜欢,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由她掌管。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他在信中提到王桂荃时,多称“王姑娘”、“三姨”或“来喜”。只是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李惠仙病重,王桂荃又怀上小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首用“小妾”之称。但是,梁启超所有的孩子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蕙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梁思成后来回忆他小时候的一件事时说,有一次他考试成绩不好,李蕙仙气急了,用绑了铁丝的鸡毛掸子抽他。王桂荃吓坏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搂到怀裏,用身子护着他。当时李惠仙还在火头上,收不住手,鸡毛掸子一下下地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过后,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温和、很朴素的话教育他,让他好好读书。在复杂的政治激流中,梁启超的思想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他头脑中描绘的政治蓝图也由君主立宪制完全转变为民主共和制。1968年,85岁的王桂荃,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文革”后,梁家的子女们,在梁启超与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了一棵母亲树,立碑纪念这位培育了数名栋梁之材的平凡母亲。

慷慨应问

梁启超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有一年他到广州拜见两广总督张之洞。梁启超锐意改良,对张之洞寄予极大的期望。张之洞拿着投刺(拜贴),见落款为“愚弟梁启超顿首”,大不高兴,于是出联刁难:“披一品衣,抱九仙骨,狂生无礼称愚弟。”这上联高傲无礼,且拒人于千里之外。梁启超则气度不凡,坦然对出下联,请来人回送张之洞。联文是:“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侠士有志傲王侯。”对答不卑不亢,有理有据,文字高雅硬朗,气势慑人。张之洞一看,马上出衙迎接,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后来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一次梁启超到江夏拜访他。张之洞再次出联:“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上联既包含四水(指古代江、河、淮、济四水),长江排首位,又总括四季春、夏、秋、冬,夏排第二。接着提出了“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这样难以回答的问题。梁启超才思敏捷,略加思索即对出下联:“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先,何敢在后。”张之洞吟读再三,不禁叹息说:“此书生真乃天下奇才也!”

推托演讲

梁启超提倡趣味主义的人生观,他认为“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它是好的”,但趣味的标准不在道德观念,而必须是“以趣味始,以趣味终”,“劳作、游戏、艺术、学问”都符合趣味主义的条件,赌钱、吃酒、做官之类则非。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有一次几个知识界的朋友约他某天去讲演,他说:“你们约定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有来客不解,听他解释后方知,原来就是约了麻局。

梁实秋在清华念书时,就曾听说过梁启超的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此指麻将),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麻将对梁启超的诱惑力、吸引力之大,可以想见。而坊间也有梁启超曾发明3人与5人麻将的玩法,以及他能快速解牌的传说。他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

陳佳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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