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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格:西文总教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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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格(1867-1929),字绎琴,又字一琴。江苏吴县人,曾任上海《时务报》西文翻译。少就读于格致书院,立志以西学救国。后留学英国,相继为驻外使节李经方、许景澄征用。回国后见用于洋务派,参与创办汉阳铁厂学堂。又力倡维新,曾任上海《时务报》西文翻译、《湘报》西文翻译。戊戌政变后任上海南洋公学西文总教习、监督。后协助盛宣怀办理洋务,任南洋公学提调。后专力经营汉阳铁厂与汉冶萍没铁矿公司,为我国钢铁工业先驱之一。晚年养疴于上海,仍大力支持教育。病逝前,将其产业三分之一捐资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设立科学奖学金。有《海外纪事后编》一书传世,今苏州大学仍存有“维格楼”。熊希龄对李维格印象极佳,称其“西学英文极通,品行也可敬”。

   

时务学堂作为一个中西兼习的新式学堂,西学在课程中占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并且西学的传播对于开民智、思想启蒙乃至于维新、革命思想的产生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李维格作为与中文总教习并列的西文总教习,对时务学堂的贡献亦不可抹煞。

    第一、 担任西文总教习

开办学堂涉及到建设校舍,购置图书、仪器和教学设备以及聘请教习、招考学生等一系列事务,而教习的选聘对于一所学堂的发展至关重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堂发展的方向。湖南时务学堂非平常的学堂可比,全省官绅都对此寄予了厚望,因此对教习之聘非常慎重。作为一所中西兼通的新型学堂,所开设的课程既有中学,又有西学,所聘教习自然要有中文教习、西文教习两部分,总教习和分教习两层次。在他们看来,分教习还好办,而总教习人选,非达人时贤且学贯中西者不足以孚众望。而找到这样的人谈何容易?

其实,早在李维格在上海任职《时务报》馆西文翻译的时候,熊希龄已经开始在上海、南京等地进行人选的物色工作。在此期间他便看中了李维格,认为李维格“西学英文极通,品行也可敬”,因此“即欲罗而致之”,充作时务学堂的西文总教习。无奈当他通汪康年交涉时,“汪竟不允”,所以这事也就搁置了下来。1897年7月中旬,黄遵宪到上海,也提议并动员李维格、梁启超入湘职,得到了他们本人的首肯。但是汪康年还是不肯放行,这也难怪,梁启超是《时务报》主笔,李维格是主译,从报馆的角度来说,他们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而湖南官绅为了开风气,造声势,对他们二人也是志在必得。两方僵持不下,在这种情况下,湖南方面派人向《时务报》汪康年发动多方面的轮番攻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很有点软硬兼施的味道。后来,由于谭嗣同的介入,其言辞一向比较激进,而汪康年毕竟是识时务之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拖延,同意放入湘执教时务学堂,李维格于10月28日起行,11月抵达湖南,被聘为了西文总教习。李维格到达湖南后,受到当地士绅的热烈欢迎。在时务学堂期间,认真执教,为湖南的文化教育事业开创了新局面。

第二、制定西学课程

时务学堂成立之初,并没有具体规划教学事宜,但从时务学堂的办学宗旨来看,有一点十分明确,就是在教学中要中学与西学并重,培养兼通中西、能够救亡图存的人才。从其设置的课程可见其宗旨。“西学”在时务学堂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时务学堂的课程包括四门溥通学和三门专门学。溥通学设四个科目:经学、诸子学、公理学和中外史志及格致诸学之粗浅者。在四门溥通学中,就有公理学和中外史志及格致诸学之粗浅者两门属于西学范畴,已经把西方格致之学提高到溥通学的高度。三门专学即公法学、掌故学和格算学。这在三门当中,掌故门和公法门都涉及到外国律例和通商条约。而格算门主要就是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如几何原本、代数术、化学鉴原等课程。除了这些专精之书以外,每月都还另外列出了涉猎之书,如格致汇编、泰西新史揽要、格致须知中天文地学地理地志诸种西书。从他们所读的西书中,可见该学堂对于西学,尤其是西方自然科学的重视。而西文教习李维格所作的贡献,也于其中可见一斑。他经常带领学生深入实地观察,并进行现场指导、讲解。也常和学生以及当时的其他工作人员一起观看天文。

第三、提供维新与革命的酵母

李维格作为西文总教习,虽没有直接倡言革命,但是通过当时国际形势的介绍以及给师生讲述外报对国事的一些评论,让学生了解时事,激励了他们的爱国之心;通过西方社会科学的介绍,让学生了解了民主和平等思想,达到一种民主和革命思想的启蒙;通过西方自然科学的教学,使中国的士人对传统产生了怀疑,更新了他们的思维方式。李维格在时务学堂西学的教学,不仅为学堂学生的传统知识里面注入了新的东西,增添了活力,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科学的教学,使他们对五千年不变的传统产生了质疑,促使他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陈佳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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